苏轼自然美学观

苏轼以天才之敏悟，一方面大力应和欧梅所提倡并实践之的平淡风格的创造，另一方面他也及时察觉到了问题之所在，并标举起“自然”审美风格之大旗以补救平淡美风格之流弊。其实在北宋中后期，伴随着平淡审美风格逐渐成为当时艺术审美主流风尚，“自然”的审美风格也得到了近乎同样的重视。如果说平淡美风格是“宋调”确立的主要标志，是宋代文学由摸索到最终成熟的关键一环，那么自然美风格的确是在这种渐为成熟的文艺观的背景中，对平淡美的进一步丰富与补充。

苏轼的诗文艺术理论颇能把人引向一种形而上的领域。他对平淡美的追求，除了直接受到时代风气以及两位前辈欧梅的影响外，更重要的是受到了陶渊明的影响。凡是推崇平淡美者，大都推崇陶渊明，而苏轼对于陶渊明，很像一位隔代的知音。他曾明确表示：“渊明吾所师”《陶骥子骏佚老堂》，并尽和陶诗，以实际行动将陶渊明推上千古文人第一的位置。

苏轼欣赏陶渊明诗歌的平淡美；同时，他又说：“然吾于渊明，岂独好其诗也哉？如其为人，实有感焉。”陶渊明之为人为何？苏轼云：“古今贤人，贵其真也。”《书李简夫诗集后》诗的风格即人格之体现。陶渊明诗歌所体现出来的平淡之风，也就是他的人格之体现。这种平淡即“真”字，真即自然、真实，而又能享受个性化的生命体验。

陶渊明的一生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建功立业，相对来说是非常平淡的一生。然而其内在生命的深度却是演绎的如诗如画，用苏轼的话即是“高风绝尘”“超然”。由此人格生发出来的诗风、文风才同时具备了一种超越性与自然色彩。苏轼所推崇的陶渊明的“真”，是一种不为世俗所累，不愿心为物役，剥除了矫情的自然的生命之情，而这种生命之情不是以绚烂峥嵘的方式表现出来的，而是寓以平淡的方式表现出来的。

苏轼的艺术观是其人生观之必然反映。因此这种“无心而一”的人生哲学，也即水的哲学反映到文艺创作上来，就是“随物赋形”论。于此相一致的还有“身与竹化”的思想。“身与竹化”就是创作主体与所描绘的对象生动地结合在一起，与自然合一，要摒弃掉自身的功利性、知识性的成见，泯灭掉物与我的界限，从生命的深处与自然融为一体即“嗒然遗其身”，这是“无”的过程。

为什么要“身与竹化”呢？苏轼曾经批评了与之恰好相反的创作手法：“节节而为之，叶叶而累之，岂复有竹乎？”《文与可画赏筜谷偃竹记》这是将竹子看做是与自身对立的外物，还没有真正进入竹子本身原有的生命中去把握竹子的特征。画竹子就要“身与竹化”，相应地，画其他任何物，都要与物同化，这样便会“无穷出清新”，达到“文理自然，姿态横生”。这是由无入有的过程。由此可见，“身与竹化”思想与“随物赋形”论是相通的。

随物能否赋形？这还涉及“道”与“艺”的关系，所以苏轼说“有道有艺。有道而不艺，则物虽形于心，不形于手”《书李伯时山庄图后》“道”与“艺”在真正自由的艺术创作中必然浑然一体，从心所欲不逾矩也就是如他所说的“神与万物交，智与百工通。”苏轼非常欣赏文与可画竹时那种得心应手的境界：“与可教予如此，予不能然也，而心识其所以然。夫既心识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，内外不一，心手不相应，不学之过也。

苏轼说“与山石曲折，随物赋形，不可知也”，又说“如行云流水，初无定质”，这说明“随物赋形”实际上一种“无法”，它没有固定的模式可寻，毋宁说这样的方法需要艺术主体调动内心的能量去体悟。而苏轼又说“行于所当行，止于不可不止”，这又指明无法之中也有定法，在艺术创作的具体过程中，还是有规律可遵循的。因此，“随物赋形”的艺术创作观，是有法与无法、道与艺的辩证结合。

作为宋代文人艺术家的代表，苏轼对日常生活审美化的问题有关注，并发表了不少重要的观点。秦观曾评价：苏轼之道，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。性命自得，这是对苏轼人生哲学的精炼概括，也是其审美与休闲人生的写照。苏轼的审美与休闲思想有它的哲学基础，这便是以情的本体、乐的工夫以及无心而一的境界构成的情本论哲学。苏轼休闲美学思想的构成也从本体、工夫、境界三个层次展开。

表面看来，苏轼一生有归隐之志却终未归隐，有人便评论说其仍然有眷恋仕宦之情，这其实是不能真正了解苏轼的。虽然看似苏轼始终在公共的仕宦空间优游徘徊，但他的个体精神已经完全回归到更为自由超越的“私人领域”。

正如李泽厚所言：“苏一生并未退隐，也未真正归田但他通过诗文所表达出来的那种人生空漠之感，却比前人任何口头上或事实上的退隐归田要更深刻更沉重。因为，苏轼诗文中所表达出来的这种退隐心结，已不只是对政治的退避，而是一种对社会的退避”对社会的退避并不等于对“公共空间”的退避，而是一种更为根本意义上人生的退避，也就是向“私人领域”的回归。

衣食住行皆极为简单，娱乐者也是简单，交游简单。“谢世路”的目的即是过一种简单的生活。生活越是简单，似乎越是能体现士人的自由人格。在他看来，微物属于自己能把握的私人领域，更能体现士人的自主自由的主体意识；而宏大之物不是人所能控制了的，且容易将人异化于其中。

苏轼并不是没有外向空间的拓取，他“中甲科，登金门，上玉堂”，官至翰林学士便是明证。然而外向空间的这种营构，在佛印看来，此乃客观之命运，这并不是其所求而得，也非其生命旨趣所在。而且，所谓的名位加身，因不在自己生命所控制范围内，因此便显得虚幻而不实。况且，名与位更是苏轼一生命运坎坷、人生飘离的罪魁祸首。因此，在宋代特有的政治文化环境下，传统士人对于外向空间的营构积极性已经大大降低，取而代之的是对自我生命领域的享受与体验。而休闲正是士人寄托这种个体性命情怀的最主要的实践活动(“坐茂树以终日”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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